接座平添三分春——论中医医家的品格修养

沪上名医王仲奇，擅治热病和杂病，求诊者甚多，连英、美、法国的使领馆官员也来求治。这样一个大牌名医却没有架子，对待病人非常和蔼，让人如沐春风，有病家赞曰：“入门先减三分病，接座平添一段春。”本文借此用“接座平添三分春”为题目，讲一讲医家应该具备的修养作风。

医疗是一种医患双边交流的活动，一般而论，病人处于痛苦、弱势、求助的地位，不仅要求帮其解除痛苦，更希望医家关心他，善待他，帮助他，这就要求医生要有良好的品格修养，善于与病人进行交流。“士先识器而后文章，医先品德而后学问。”

这是名医冉雪峰所撰之联，强调先修身养性而后才是学问文章，品格比学问重要。

以本人的认识而言，下面4种品格是一个医家应该具备的修养。

一、谦恭

前贤说：“凡为医者，性存温雅，志必谦恭，动须礼节，举乃和柔，无自妄尊，不可矫饰。”讲了医家待人的行为准则，核心是“谦恭”二字，像王仲奇那样，“人门先减三分病，接座平添一段春”。医生作为一个职业，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怎能不谦恭待之?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的弟子吕景山回忆：20世纪60年代，吕在施府侍诊，当时施氏己年逾八旬，如此名医，每当病人进门或诊毕告辞时，施氏总是起立笑脸迎送，表现了谦恭风度和尊重病人的修养。下面是几则顶尖级名医谦恭待人的故事：

张骧云蔼然可亲——张骧云(1855一1925)，沪上十大名医之一，户外不挂招牌，不登广告，但上海市民尽识其门，求医者门庭若市，日门诊一二百人之多。盛名之下，张氏却无骄横之气，对贫苦病人从不鄙视，一样悉心诊视，“待人和煦，蔼然可亲”。

凡遇贫困病者，经常赠药赠钱。有贫困而持节者，不愿接受其馈赠，他就将钱物置于枕畔，告曰“天赐”——

上天赐予你的。既或是赠钱济人，也是平等相待，全无居高临下之态，保留了贫困者的面子，用心可谓良苦。

去其诊所看病，不论贫富贵贱，一视同仁，都得排号候诊，不设“拔号”、“特

诊”，即出双倍或四倍诊金提前看病。他说这是“富者得而贫者失，我不为也”。对达官贵人从不阿!奉承，就诊时亦须依次排号。

蒲辅周“布衣”本色——蒲辅周，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名医，曾任全国政协第三、第四届常委。一生俭朴，未穿过一件料子服，保持“布衣”本色。他认为医生太奢华，穷苦人往往望而却步。虽长期担任中央领导保健任务，但对找上门来的普通群众从未拒绝，总是热情接待，精心治疗，凡是经他治疗和接触过的人，上至国家总理，下至平民百姓，对他的医德医风，无不交口称赞。

对患者谦恭，对同行也要谦恭，“凡乡井同道之士，不可轻侮傲慢，与人切要谦和谨慎”(明·陈实功)。且看：

陈道隆谦待新手———陈道隆(1903一1973)，沪上名医，有《陈道隆医案》出版。

对青年后辈从不颐指气使，而是热情扶持，全力提携。有一年，某纱厂老板的家庭教师病倒，因贫困请不起名医，请了初出茅庐的青年医生王正公。老板知道后，怕诊治有误，另请了陈道隆。陈为病人诊脉后，正要开方，见桌旁有一张已经开好的方子，遂问：这张方子是谁开的?当被告知实情后，他喜形于色：“好，后生可畏，就照他的方子服药，管保会好的。”同时退出诊金16元大洋。病人吃了王正公的药，没几天就好了。事后，王正公得知自己受到陈道隆赞赏，颇为感动，特意与病人一起登门致谢。

顾筱岩提携后学———顾筱岩(1892—1968)，沪上十大名医之一。以擅治疔疮名满上海，人誉“疔疮大王”。医名既盛，多有求入门下学徒者，他都着意栽培。学生满徒之时，先生都亲自赶到学生诊所，为其举办隆重的“满师酒”，挂上亲笔书写的“顾筱岩门人”招牌，并向大家打招呼：“我的学生某某已经满师，今后这儿附近如患外科病，不必找我，我的学生完全和我一样看得好。”遇到病号来自学生门诊附近者，常介绍到其处就医。学生碰到疑难病症来求教，先生都热情指点。这样减少了业务收入，但方便了病家，提携了后学。先生的弟子沈楚翘、顾伯平、徐精良、顾伯华等，皆在上海各大医院以疡医著称，学生们到耄耋之年仍念念不忘他的高风亮节。

二、谨慎

俗话说：“学书纸费，学医人费。”是说医与人命筱关，若有差池，误人性命。因此这个行当要求医生必须谨慎，来不得半点马虎，张孝骞教授说过：“病人以性命相托，我们怎能不诚惶诚恐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“我一生都是‘戒、慎、恐、惧'

地对待每一个病人，在病人面前，我们永远是小学生。”蒲辅周遗嘱说：“我一生行医十分谨慎小心，真所谓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行医一生，中西医两位位宗师用了相同的词汇——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，郑重传给后人，足以见其分量。明代医家罗炼，曾经想把医术传给儿子。有一次，看到儿子竟然在酒醉之后为人开方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叱曰：“奈何以性命为戏!”———你怎么能拿病人的生命当儿戏!盛怒之下，罗炼烧毁了自己的医书，没有把医术传给儿子，彰显了一个名医的谨慎作风。

南宋大学者叶梦得说过：“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聪明自信，无不可言，唯医不可言。”从外行角度强调了医学的严肃和慎重。借此顺便提一下，有些病人自学了一点医学知识，究属皮毛，却颇为自信，医生开方说三道四，给他解释听不进去，自以为是，其实是“半瓶子醋”，古人称之为“半通之人”。遇到此类病人，实在挠头，劝其学学叶梦得之言：“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聪明自信，无不可言，唯医不可言。”

历代医家在谨慎行医方面都留下典范：

施今墨：“不要包治”

——中医门派林立，难免互相贬斥，但同行们公认施今墨先生豁达大度，谦和可敬。施氏常说：“今墨还是治好的病人少，没治好的病人多。”

他总是教导弟子“不要包治”，

“在应诊过程中，面对病人不可许诺，诸如二帖、三帖药保好等言词是绝对忌讳的。即使有十分的把握，也得留有余地，把话说大、说尽是不科学的。若对某些疑难病症尚无把握时，要给病人讲清楚：您这病很复杂，头绪较乱，今天先开3服药观察一下，探探路子，然后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。”他还告诉弟子：“白天应诊，下班后静下来，把一天看过的病人在脑海里过一下，想想哪个病人的处方不全面，必要时应准备一下复诊时的处方。”

他本人每晚睡觉前，床头柜上必放一个本，一支笔。躺在床上，把白天行医过程“过一遍电影”，对当天看过的几十个病人全部回忆一遍。一则检查一下是否有疏漏之处，若有不足，第二天即让学生至病家纠正。二则提高医术，一有所得，马上开灯坐起，拿笔记在小本上，每天不到凌晨一二点钟不能入睡。积习已久，失眠遂成常事。

马二琴清晨探访病家——马二琴(1892二1969)，民国时期沈阳‘四大名医”之一，曾多次为张作霖及其家人看病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辽宁省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。

行医一向谨慎，对病人十分负责。曾治一老翁，患支气管喘息，用药后反应平和。次日又来取药，恰巧马氏不在家，徒弟照方又拿一剂，这本很正常。但是马氏夜晚回来知道此事后，觉得不妥，应该随症变化才好。无奈已是夜间，竟至一夜未曾睡好，心中总觉不安。次日一大早即寻至病家探访，发现还好，这才心中落底。清晨徒弟在院中浇花，忽见老师从外面回来，神色有些疲倦，方知马二琴一大早就去病家探访。

三、仁爱

“医乃仁术”，“仁人君子，必笃于情，笃于情则视人犹已，问其所苦，自无不到之处”(清·喻昌语)。历代名医身上都凝聚着这种思想的光芒：

仁心为先——日本名医曲直濑道三(1507一1594)，22岁进入足利学堂研读经书，攻习儒家之学。教授正文伯问：“你以后是不是要以儒学立身?”道三摇摇头说：

“不，我将来立志学医，为困苦的穷人服务。”正文伯惊讶地问：“既然你立志学医，为什么跟我学习经书?”“我是打算先学好儒家学说，再去习医。先在我心里存有仁民爱物的思想，这样在掌握医术以后，才可以仁心仁术。如果没有怜悯的心，光有高明的医术是没有用的。”3年以后，道三从足利学堂毕业，接着学习医学10年。精通儒、医两道，受到大家的信赖，从日本天皇到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，医术已是“公认的日本第一”，被称为日本“医学的中兴之祖”。

虽卑巷陋室亦出诊——张简斋(1880—1950)，民国时南京“首席名医”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亲题“当世医宗”一匾赠予他。抗战时张在重庆行医，每天出诊时，众多官贵之家以轿车相迎，按路程先后排列。前车一开，后车如长龙尾随，极一时之盛。

但若有平民百姓邀请，张路经其处亦必下车诊治，“虽卑巷陋室亦不弃也”。对贫困病者则免费诊视，特困病人还标明免费取药，由药店与张结账。

当掉金表济贫困———陈道隆的案几上放着一块标牌——“贫病不计”。每天留出30个名额，专门免费接待付不起诊金的穷困病人。经常仗义疏财，慷慨济困。有一次，出诊到一个穷人家里，开方后方知这家根本无钱买药。陈在自己衣袋里摸了半天，发现分文未带，情急中他摸出怀里的金表，嘱咐病人快到当铺换钱买药，以免贻误病情。

病家手捧金表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第二天陈才叫司机去当铺赎回金表。

赠银救人——唐介庵，乾嘉年间浙江名医，治病擅用大黄，人称“大黄先生”。遇贫困人家有病邀诊，第二次就自己前去，不劳病家再请。有一个邻居以卖手艺为生，积攒了10两白银，常常放在褥下。有一天白银忽然不见，从此卧病在床，迭治无效。

唐介庵闻知内情，就在衣袖里带去10两白银，借诊脉之机放于病人枕下。病人发现了白银，喜出望外，病亦随之痊愈。

扶危济困——王广运，清时河南商水县名医。有楚人李某，携款贸易于中州，资本赔尽，落魄不能归家。抑郁愤懑，遂成瘫症，伏地匍匐而行，不能起立。乞食至公门，询其所以，可怜之，因诊其脉曰：此症尚可医，何得遂成废疾?遂留至其家，给予衣食，投之以药。未几能稍稍自立，又月余行步健履，如同无病之时。其人大为感动，叩谢不已，公因赠予盘费，返归而去。

四、担当精神

从古至今，医生都是一个需要承担风险的行当。范文甫在生徒满师之际，手书条幅赠做座右铭：“诊脉须静心体验，立方要先求和平，不可胆小，尤不可大意，勿以病小而玩忽，毋因病重而退缩，务求吾心之所安，于理不错，自然于人有济。”一句“勿以病小而玩忽，毋因病重而退缩，务求吾心之所安”，彰显了医家的担当精神。

医者遇危厄之症难免瞻前顾后，明哲保身，拱手辞避。孙思邈则倡导：“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……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身命，见彼苦恼，若己有之，深心凄怆，勿避险巇，昼夜寒暑，饥渴疲劳，一心赴救，无作功夫形迹之心，如此可为苍生大医。”请看：

救人甘愿“立据”

一喻嘉言曾治黄长仁，同房后发病，10余日间浑身战栗，手足如冰。一医者先前已经诊视，认为房劳之后复又伤寒，乃系寒中之寒，须用大剂姜、附热药回阳救逆。煎成待服之时，喻氏赶到，诊脉详察，认为并非寒证，实为热证，应该速用承气汤攻下，二者冰炭迥异。前医不服，与之争执。病家自己也认为是阴寒之证，意欲要吃前医之药。喻氏乃曰：“人已垂危，事关重大，出生入死，全在一药之间。若有风险，当立字据为凭。”前医不悦，声称：“吾治伤寒30余年，没有出过差错，更没立过什么字据，真是杞人忧天。”喻氏笑曰：“我也不是好辨，不过病已危笃，人命关天，焉能见之含药而死?我愿承担责任，让我用药，愿立据为凭。”病家见嘉言心诚如此，遂用喻氏之药。嘉言用硝、黄等药攻下，患者渐渐神志恢复，周身渐热，直至壮热，再用解表清里之剂服之，逐渐痊愈。

临危不惧，尽力抢救——清时，浙江长兴县有一位夫人，脾胃素弱，又值产后，因怒而致泄泻。经治无效，反见汗出、气喘，正气不支，病情渐重。家人茫然无措，请柴春泉、陆养愚二位医生会诊。

病人已经不省人事。诊毕，二人共拟一方。春泉私下对养愚说：“病发于产后，脉细如丝，势已危笃，不如不用药为好，免得自找麻烦。”养愚说：“病虽危重，我们既来了，还是尽力抢救为是。”于是，春泉再次入内诊视，料其今夜必死，坚持要走，家人苦留未果。养愚不忍，便留下来，说道：“尊夫人病势甚危，万一不测，恐怕为人议论，不能全怪春泉。现在我既在此，请赶快将所拟人参理中汤中加诃子、肉果、附片，煎汤频饮。”半夜后，病人稍见清爽，汗止、泻减。次日又进1剂，病又减，后于原方去附片，加当归、白芍数剂而安。家人感激万分，在碧湖置酒为谢。养愚说：

“前所用药，本与春泉同订，今须待他到来，方敢领惠。”养愚不埋没春泉同治之功，为时人所敬佩。

按：陆养愚能全力以赴，不避风险，既有英雄肝胆，又有过人见识，且不埋没同道之功，堪为高风亮节。